“英迈工场鼓励每一个制造业专家和学者突破自身的认知和接纳极限，在英迈工场这个自由空间里完成对未来的洞见，不惧不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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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有关制造业用人的呼声并不让人意外。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表示，不少年轻人选择送外卖、送快递，不愿进厂当工人，导致制造业招工困难，“建议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

从2010年开始珠三角传出的招工难、用工难。时至今日，问题只能说愈发严重。以前工厂用人的难只和钱有关，现在还和工厂环境、男女比例、自由度等等很多要素交联。国家统计局202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约44%的企业反映招工难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该比例为近几年来的新高。90%的企业表示，造成蓝领用工荒的原因是年轻人从事一线蓝领工作的意愿低。近五成企业表示，一线蓝领的工作条件/工作环境较差、学不到新技能是难招工的原因之一。举个例子，在富士康的IPhone手机生产线上贴泡棉，也就是拿着小镊子给每部苹果手机的5个固定位置贴5个小棉片。一般一个人一天任务是要完成1000多台手机，意味着要重复一个动作5000多次。下班的时候，工人觉得胳膊腿都不是自己的了。胳膊酸疼，腿基本全麻。这样稳定的肌肉记忆给工人带来的新鲜感基本为零。

来自深圳东莞工厂人力输出中介的话就很能说明问题。

“因为东莞、深圳现在招工都难，所以工人年龄放开了，以前招到30岁，现在都放宽到40岁，有些厂放到42岁。不少80后成家立业回了老家，而00后很多人都做小时工，有的两三个月就不愿意干了。以前找工作还得给中介钱，现在都是求着人家进厂，免费复印、用大巴车送，还要哄着干下去。”

“还有的就在家做点小生意，去送外卖快递，这些更自由，挣得也不比工厂少。”

“我的一位室友在这里待了六个月之后，选择去跑外卖了。同样在深圳，他已经过上了月入过万的生活，我不加班只有三千多。跑众包骑手，比进厂待着自由多了。”

只能说：招工难是一贯的难，但却不是一样的难。

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年轻人成为传统蓝领的意愿体系已经彻底崩塌。

人们总是期望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工厂革命能够缓解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咱们从智能制造现场里最核心最通用的执行机构---工业机器人的相关市场数据，得以内窥一二。

在2021WRC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综合实力持续增强，产业规模快速增长，市场连续八年稳居全球第一，2020年装机量占全球的44%。2016-2020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从7.2万套快速增长到21.2万套，年均增长3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IFR) 发布的《世界机器人2021工业机器人报告》就显示，2021年十月中国工厂运作的工业机器人数量达到创纪录的943,000台，比去年增长了21%。新机器人的销量增长强劲，2020年出货量约为168,000台，这相比2019年增加20%，更是单一国家有史以来的最高值。

富士康就曾提出过“百万机器人计划”，直接意味着大量的流水线工人因此失业。其昆山厂区引入四万个机器人流水作业，也直接使得六万工人因此下岗。

从富士康内部传出的数据表明，一旦机器人引进到流水线上，不需要休息的机器人就能取代1.5-2个劳动力，以极高的效率和准确性完成最基础的工作，比如把螺丝拧进面板。

没错，这个机器换人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但显然，这个数据并不乐观，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激进型跳变。

其背后，隐含着什么问题呢？

我们知道，智能制造的赋能过程受制于投入产出曲线、工艺流程化水平、核心设备效能、人才匹配等问题，对于制造业的渗透呈现从主干到末梢的运行姿态。大型国企或龙头工厂由于自身资本雄厚，还有国家政策的落地，相对容易实现。而占据73%的中小型工厂，要从已经捉襟见肘的钱袋里拿出可观的资金来完成自动化和数字化改造，谈何容易。在中国，制造业的利润一直都是处在微笑曲线里的下唇位置。例如电视行业长期以来净利润低至1.5%。而欧菲光失去苹果的订单后导致净利润大跌九成进而陷入亏损，这都说明除了为外资企业配套的制造业利润稍高之外，其他制造业的利润并不高。

而如今，智能制造雷声大，雨点小，在华夏大地的布局依然还是蜻蜓点水般轻泛涟漪，并非滔天洪浪。这些中小型企业的用工依然还是传统意义上的蓝领工人。而且，正如上面说的，这部分蓝领开始老龄化，从原来三十多岁变成现在最老的五六十。这部分中老年人成为蓝领，从事的是一些技能要求不高、工作效率不高的职位。工厂也只是给这类从业人士底薪，基本没有社保。比如集中在广州城中村里大量的服装作坊工厂，有非常多的中年女性（买够社保的50岁退休大妈尤为抢手）和中老年男性（基本都是从事着搬运工作，开电动三轮车拉货）。就是靠着这些仅存的人口红利，维系着大部分中小型制造企业的生存。

即使如此，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始终在上涨。据研究机构欧睿集团的调研显示，自2005年之后，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小时工资已经上涨了四倍。现在，基本达到欧洲制造业工人平均时薪的70%左右。

所以，编织中国制造业民生主旋律的那些民间作坊，似乎也嗅出了其中的危险。工人年龄的一退再退，也仅仅是工厂的无奈之举。行业内人士都清楚，这样的事情并不持久，而且风险极高。

留给这样的中小型工厂的转型时间已经不是太多了。

留给这些蓝领工人的时间和空间，肯定是越来越小了。

这里我们必须做出一些甄别，传统蓝领工人（普通工人，俗称“普工“）与现代技术员（技术工人，俗称”技工“）。

“技工”是拥有专业基础理论和基础技能，并掌握了特定领域技术的实操人员。技工实施的操作需要做一定的分析判断，形成或短或长的决策反应，才能最终落实。“普工”则是经过简单操作培训，可以通过熟练复制动作，来完成具体产线上特定工序的实操人员。普工实施的操作通常并不需要分析判断，只要机械重复，没有决策链条。

显然，技工不是普工的Plus版，而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而这个知识储备，通常对于招工方来看，那主要就是学历，其次才是经历。

2015年之前的富士康，进厂的蓝领基本都是高中没有毕业的一群年轻人，大专已经是相对高的学历水平。时至今日，2021年开始，流水线上已经开始有一本大学的毕业生。除此之外，和往常的简单筛选直接录取的流程不同，今天想要进入富士康，也需要完整走完线上笔试、线下面试等环节。

逐渐抬高的门槛，也似乎印证着像富士康这样的龙头工厂，已经开始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了。工人的概念正在慢慢“变质“，不变的只有那一天12小时双班倒的盘剥制度，其他都变了。尤其是车间里的机器，还有旁边站着的人。

2018年人社部副部长汤涛曾说过，当时全国就业人员有7.7亿，技术工人有1.65亿，其中高技能人才4700多万。技术工人占就业人员的比重大体上占到20%，高技能人才只占6%，这两个比例都是比较低的。

人社部发言人指出，截至2020年底，全国技能劳动者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约5800万，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近30%。

2021年人社部印发的《“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就提出，“十四五”期间，新增技能人才4000万人以上，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要达到30%。

虽然技能人才与技术工人并不完全对等，但基本重合。试想一下，曾几何时，国家会给工厂里的一线工人一个 “人才“的称谓？现在不同了。

显然，国家层面上已经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技术工人不再是“工人“，而是技能”人才“。

十四五，是《中国制造2025》的收官期。这意味着，智能制造的步伐只能更快，智能制造配套的人才需求只能更迫切。中国以前一直给国外做代工，现在更注重自主研发，并期望微笑曲线能够更平或倒置。意味着，制造业对创新技术的要求更高，更需要技术工人的贡献。而这个技术工人，肯定不是普通工人。

显然，技术工人将正式成为智能制造蓝领。

和中小制造工坊相比，智能制造赋能的工厂需要的产线工人变少了，基于工具的操作人员和面向设备生产调试人员的比例从原来的8 : 2变成了2 : 8。

普通工人要求手脚灵活就行了，技术工人则要求理解、分析、提出解决方案并实施（安装、调试、下指令、编程、修复、维护、设计、管理等等）。

普通工人文化程度不高，提供的是单工位前遵循肌肉记忆的反复操作。技术工人则必须有能力支持多点连续甚至是一条线的流程性作业。

普通工人的薪酬以富士康为例，3000元的底薪加上每周7天的加班，一般只能拿到7K-9K。而现在珠三角的电子厂技术工人，一般一个月八九千到1万多，学历高的两三万都有。

不得不说，智能制造蓝领不再是普通工人。